一个不过十一二岁的孩子，却仿佛已经罪不可赦，可以直接送入监狱，进行劳动改造了，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，全都盯着他，可是，让我凝神观看的不是这一系列的罪行，而是台上那个男孩子的神情。
他的个子比同龄人高，因为高就显得瘦，蓝色的校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，理着小平头，因为头发太硬，根根都直立着，一眼看过去，像一只刺猬。他懒洋洋地站在那里，低着头好像在认错，但是偶尔一个抬头间，却是唇角带笑的。
难道他没有看到大家的各种目光吗？难道他不觉得丢人吗？这可是在全校人面前呀！我怎么想都不能理解。
散会后，周围的女生在窃窃私语，我跟在她们身后，听明白了几分这个男孩的来龙去脉。他和我们同级，不过因为二年级留过级，所以年龄比我们都大。听说他是家里的老小，他父母四十多岁才有的他，他有四个大他很多的姐姐，据说家里很有钱，他的运动鞋是耐克的，他手腕上的表是斯沃琪的，都是他姐夫从国外带回来的。
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外国还是一个很遥远的名词，什么东西是什么牌子，这个牌子所代表的意义我听不懂，我只是很疑惑地想，既然有钱干吗去偷东西，去勒索别人的钱？
他的行为、他的神情，对我而言都像个谜。困惑不解中，我记住了这个坏学生的名字——张骏，不过，我相信，那一天记住他的不只我一个。
四年级的时候，重新分班了，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情：第一件，就是我的数学老师仍是赵老师；第二件，她不但是数学老师，而且兼班主任。
张骏和我分到了同一个班，但我们俩几乎没说过话，虽然我们有很多共同点，比如，我和他常常轮流拿全班倒数第一；上课的时候，我们都不听讲，他总是在睡觉，而我总是在发呆，所以我们俩常常被赵老师的粉笔头砸。
但是，他更多的地方是和我不同的。他虽然成绩差，可班里的男生都和他一起玩，甚至所有成绩不好的男生都很听他的话，女生也不讨厌他，因为他常常请她们吃雪糕、喝冷饮，他讲的笑话，能让她们笑得前仰后合。上课时，他总在睡觉，可只要下课铃声一响，他就精神抖擞，和大家一起冲到操场上，踢足球、打篮球，而我总是一个人找个地方，躲起来看书，偶尔抬头看一眼远处跳皮筋的女生、踢足球的男生。
家里的孤单寂寞，我已经习惯，反正我可以看书，书里面有无数的精彩；妹妹娇气、爱打小报告，我可以躲着她，凡事都“姐姐让妹妹”；赵老师对我不满，毕竟只是数学课上两三分钟的折磨，我已经可以面无表情地忍受。
如果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，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平静。可是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。在你绝望时，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，惹得你不能死心；在你平静时，又会冷不丁地颠你一下，让你不能太顺心。
一个夏日的下午，课间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，不需要做值日的同学都跑到了操场上去玩，我因为喜欢窗台上的那片阳光，所以缩坐到窗台上看书和眺望远处。
自由活动时间结束，同学们返回来上自习时，周芸向赵老师报告她的钢笔丢了，她很委屈地说，这支钢笔是她爸爸特意为她买的，下课前她还用过，现在却不见了。赵老师认为此事情节严重，一定要严肃处理，开始一个个同学地询问，课间活动的时候，都有谁在教室。
最有嫌疑的张骏下课铃一响，就和一群男生冲出了教室，一直在操场上踢足球，有无数人可以作证。赵老师询问他时，他大大咧咧地直接把书包抽出来放在桌子上，对赵老师说：“你可以搜查。”在他的坦然自信下，赵老师立即排除了他的嫌疑。
最后，在教室里还有其他两三个同学的情况下，赵老师一口把我点了出来，要求我交出钢笔，只要交出来，这一次可以先原谅我！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当时，我站在靠着窗户的位置上，阳光那么灿烂地照着我，我却全身发冷。
赵老师在讲台上义正词严地批评着我，全班三十多个同学的眼睛全都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每一双眼睛都如利剑，刺得我生疼。
我强忍着泪水说：“赵老师，我没有……没有拿她的钢笔。”
可是赵老师不相信，在她心中，留在教室的几个学生，只有我是坏学生，也只有我才能做出这样的坏事，我这么个坏学生，课间活动的时候不出去野和疯，却留在教室里，说自己在看书，本来就匪夷所思、不合情理。
她一遍遍斥责着我，命我交出偷的赃物，而我一遍遍申辩我没有偷。
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恼羞成怒，喝令我站到讲台上，然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开始从头到脚地搜我的身，我只觉得屈辱不堪，一边掉眼泪，一边任由她在我身上翻来摸去。
全班同学都静悄悄地看着讲台上的我，眼睛里面有看一场好戏的残忍，他们期待着赃物缴获那一刻的兴奋。赵老师把我推来搡去，我在泪眼模糊中，看到教室最后面一双异样沉静的眼眸，没有其他人隐含的兴奋期待，冷漠中似有若有若无的同情，轻蔑下好像有一点点怜悯。
赵老师搜了我的身后，又搜了我的课桌和书包，都没有发现钢笔，尴尬下，对我的斥骂声越来越大。
搜不到赃物，她无法对我定罪，却仍对我恶狠狠地警告：“不要以为这次没有抓住你，你就可以蒙混过关，你就是个小偷！是个‘三只手’！”
我当时只感觉全身一会儿冷，一会儿热，好像“小偷”那两个字被人用烧红的烙铁深深地印到了我的额头上。事实也证明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两个字的确刻到了我的额头上。
赵老师把我偷东西还狡辩不承认的事情添油加醋地告诉各个老师，同学们也一致认定是我偷了东西，他们在后面提起我时，不再叫我的名字，都叫我“三只手”，有的女生甚至会刻意在我面前，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出那三个字，我只能屈辱地深深低下头，沉默地快速走开，她们在我身后夸张地大笑。
男生没有女生那么刻薄，不会叫我“三只手”，可是，当他们听到有人叫“三只手”时，齐刷刷看向我的视线不啻一把把锋利的刀剑。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听到这三个字，就恨不得自己能立即死掉，立即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
清晨起床的时候，我甚至会恐惧，我害怕老师、害怕同学。上学，对我而言，成了最恐怖的事情。
谁说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？你见过小孩子残忍地虐杀小动物吗？他们能把小鸟活活玩死。人的本性中隐含兽性，孩子的世界其实充满残忍。
在发生偷钢笔事件的一个月后，赵老师对我进行了第二次身与心的彻底践踏和羞辱。
当时，全班正在上下午自习，同学们都在低头做作业，赵老师在讲台上批改昨天的作业，改着改着，她突然叫我名字：“罗琦琦！”
我胆战心惊地站起来，想着是不是自己的作业全错了，可没想到她冷笑着说：“日头打西边出来了，你的作业竟然没有一道做错！”
我的成绩不好，可那一天，不知道为什么数学作业竟全部做对了。在我想来，做对作业总是一件好事情，赵老师即使不表扬我，至少也不该再骂我，我的心放下了一点，低着头静站着。
她问：“你抄了谁的作业？”
我惊愕地抬头，愣了一会儿，才回答：“我没有抄作业。”
赵老师又问了我两三遍，我都说“没有”，她不耐烦起来，叫我上讲台。